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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否认南京大屠杀罪”的理性与困扰
发布时间:2012-03-11 文章作者:华商报 发布人:卢萧 访问次数:

日前,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引起各方关注。江苏代表团36名代表签名,呼吁国家制定“否认南京大屠杀罪”。代表表示,德国、奥地利等国对于二战纳粹罪行制定“否认大屠杀罪”有先例可鉴,我们也应该参照立法。(3月10日《扬子晚报》)
日本名古屋市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,引起普遍的社会关注,并为江苏代表提到“两会”议政的平台上,呼吁国家制定“否认南京大屠杀罪”,体现了国人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,由道德评价到法治约束的蝶变,值得肯定。
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时空如何转换,都改变不了这一全人类的悲剧。即便是在现实政治的利益纠葛下,日本政府也不敢否认。但必须指出,在日本国内,存在着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思潮,他们有政界大佬媒体大腕也有知识界精英。这些人士时不时跳出来否定日本侵略(包括南京大屠杀、慰安妇和参拜靖国神社)的言行,已经成为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。
要日本人谨言慎行,敬畏历史,那是不可能的。即以河村隆之为例,他一直到现在也不愿收回他的言论。而且,声援他的不仅有政媒人士,还有强大的民意;即使是日本现任首相,本人也属于右翼,只是囿于首相身份,才不得不用外交辞令来应对。这意味着,对于那段历史,不是日本的极少数人在扭曲,而是具有强大的社会性,甚至可以说是国民性的。对于日本的这种历史观,60多年来世人多有分析和论证,归根结底在于日本有的只是“战败”情节,至多反思的是美国两颗原子弹对日本国民造成的创伤。之所以如此,在于日本人的身份错位,把自己当成了亚洲的“解放者”而淡化了自己的“侵略者”身份。因此,受虐感成为困扰日本国民性的顽固基因,又在战后经济迅猛发展和“第二大经济强国”的刺激下变异为倨傲和狂妄,导致日本错误史观在现实语境下的固化和坚守。
明白了这些,和日本讲历史不啻于对牛弹琴。当然,按照江苏代表团的提议,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制定“否认南京大屠杀罪”,可作为一种法治尝试,但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和评估。通过“否认南京大屠杀罪”法制化来法治化,可起到三种效果:一是契合全球普世的法治原则;二是有助于警醒国人铭记历史,约束国人的言行;三是对日本政媒民等具有威慑作用。日本政治人物在日“否认南京大屠杀”,中国国内法或鞭长莫及,但可以缺席定罪,当其入境中国时,中国可以对其采取法治措施。而且,日本政府难以约束其地方政府的理由往往是以法治国家、日本政府不能干涉地方官员的言论作为托辞,中国亦可以法治为由对日言行不谨的政客们采取措施。
不过,如此立法也只能是威慑而已,德国奥地利的立法经验对中国并无多少借鉴意义。战后两个德国,不管是“联邦”和“民主”,都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进行了彻底决绝的切割,更遑论备受纳粹德国欺凌的其他欧洲国家。因此,立法制定“否认大屠杀罪”,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,形成了全民共识。
在东亚,日本残留了天皇制,天皇在侵略战争中的历史责任问题至今未能厘清。日本的近代史、现代史和当代史是一贯性的,侵略史观也就成为现代日本国家气质和国民性格的一部分。因此,只有日本彻底承认侵略历史,真诚反省,才不会出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。没有日本错误史观的矫治更新,中国制定“否认南京大屠杀罪”效果就会差强人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