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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校长龚克:儿子考不上大学我也有成就感
发布时间:2012-03-18 文章作者:陈训迪 发布人:卢萧 访问次数:

1809年,时任普鲁士王国内政部教育司司长的威廉-洪堡,创立柏林大学,奠定了世界大学“学术自由、教学自由、学习自由”的基本原则。

1984年,美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撰写《走出象牙塔》一书,主张美国大学逐渐融入到社会中去。使得美国大学超越德国大学,走在时代的前面。

今天的中国大学如果按现行各种指标量化的排名方法,没有一所能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名;按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排名,可能已在200名以后……

当人大代表、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谈起现代大学历史与发展时,他的神情一度高涨激昂:“如果一个学生,所有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拿到一个文凭,拿到文凭的目的是想混口饭吃。那有什么用?知识可以传授,一个全面发展的素质是传授不了的。如果他向吝啬、自私、损人利己的方向发展,就是因为你为他创造了这样的环境。怨不得他!”

在这位从小生长在教育世家、性格直率、笑容爽朗的校长眼中,“教育”似乎是如此的神圣,不可被任何利益和目的所亵渎;却又是那么简单,只要去做自己喜欢的、想做的就好……

“教育世家”的背景我谈不上

谈起自己“教育世家”的背景,龚克显得有些含蓄,笑称:“谁告诉你是教育世家的,谈不上,谈不上!”

1912年,中国银行在上海大清银行旧址庆祝成立并开始营业,其祖父龚饮冰便是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,后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。而龚克的父亲龚育之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。从1954年祖父龚饮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父亲龚育之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、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,到今天龚克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,已有58年。

然而在龚克眼里,自己只不过成长在一个平常的读书人家:“我父亲是学化学的,后来一直搞到党史去,我母亲学数学的,后来到物理,后来到数理逻辑,后来到了哲学。所以我们家书也是什么书都有,三教九流什么都有。有时候大家坐下来一人抱一本书在看,整个家庭的环境,对我后来走上教育这条路,还是有很大影响的。”

“我是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,当时北京一所高中都没有。我是一个车工,工作中就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,像对数的挂轮表,还有‘涡轮槽’。文革时我就是小学五年级,当然不知所以然,加工的时候特别困难又不懂知识,当时就觉得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在折腾我们。工作时间越长,发现自己不懂的越多,就觉必须得学习了,自己都瞧不起自己。我们那一届77级大学生,是真想上学。”

“后来我跟老师讨论,我说你现在想把这么多东西讲给学生,当年我们学过没学过呢?没有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?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把什么东西灌给学生,学生还非要用分数、用一种考核标准来应付。我觉得这不是教育,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,教育是点燃一把火,要把学生心里的那些东西点燃了。”

“我从来没和父母谈起过关于教育的问题。这些东西都要自己琢磨的。我们让小孩子背诵了很多东西,因为这个用考试分数来管着他。但是他心里并不理解的事情,我们的教育是要通过生活,学习到很多经验,这是用教条式的、课本式的东西是做不到的。你以为从小从幼儿园开始,形成了这种排名的制度,这是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啊?”

儿子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我都有

“身为一位大学校长,您会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?”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,龚克笑了:“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?我可以告诉你,这个孩子从小没上过任何补习班,不是我不让他上,我问过他,他不愿意上。不上就不上吧!他是足球的二级运动员,小时候就是因为喜欢踢足球,还自己组了队,在北京市得过奖。现在已经工作了,还每个礼拜还去踢足球。”

“您就是清华毕业的,现在还是名校校长,会不会认为,我自己的孩子也要上名校……”记者的问题还没有问完,龚克就立即回答道:“他就是没考上清华啊!上的是西安交大。西安交大是我当时判断在北京招生的好学校里面,取分最低的。也挺好啊。说实在话他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我都有,而且我都不打算让他复读,找一个职业学校上什么的。我这个思想准备真的是有的。”

这样的话从大学校长的口中说出,让人多少有些难以相信。龚克显然看出了记者的疑虑:“当然,我对他从小也有特别的要求。第一不能偷东西,第二不能撒谎,别的多可以容忍。我家里放钱的抽屉,每一个房门,从来不上锁的。但是小孩想要上我抽屉拿钱,那就要挨揍了。这是我最严的要求,基本的品德一定要好,至于学习,得看自己的努力了。”

“我们让小孩子背诵了太多东西,用考试分数来管着他。但是他背下来的东西,是自己心里根本不理解的事情,我们的教育是要通过生活,学习到很多经验,这是用教条式的、课本式的东西是做不到的。你以为从小从幼儿园开始,形成了这种排名的制度,这是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啊?”

“身为一个家长,孩子考不考的上好学校,排名是多少,其实关键就是看你的价值观,我也是工人出身,77年我要是没考上,现在不也是工人,那也没有什么不行。我觉得活得挺高兴的,我也有我的成就感。”

我们大环境的问题不能怪孩子

对于当下社会讨论热烈“高考改革”的问题,龚克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。

“说到高考这件事,我觉得要讲三句话,第一句话高考必须慎重,高考改革必须慎重,我是77级的,我们知道当年否定了高考是什么样的效果,当高考恢复时亿万人民欢欣鼓舞,这是最真实的。”

“高考现在已经是在中国的社会意识里面,被普遍接受的无论你家庭出身,无论你的社会关系,无论你所在的地域,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通道。”

“第二句话,高考的改革必须明确方向。我要改革的话,我要改什么?向哪去?这个方向是什么呢?我的观点,如果我们教育是向素质教育转的话,那我们高考应该向对素质的全面考核转的。现在高考最大的缺点,是不能全面的、综合的衡量一个人的素质,而不是看知识掌握的情况。高考要明确发展。”

“第三句话,高考的改革需要由易到难的过程。在南开大学今年的自主招生中,我就想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,一个学生不是凭总分高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人。现在的学校只能把总分最高的人,排在最热门的专业里面去。这是一个显然的缺点。本来高考已经按总分来录取了,我就在自主考试加分的时候,尝试着这样做:你的数学成绩比较高,那么如果报考对数学有特别要求的专业,就给你加分。”

“其实我很想告诉学生的就是,文凭帮不了你太多的忙,你是不是有学问,是不是懂生活的道理。但是我们的教育,我们的社会环境,从来都不大注意把这个道理告诉学生,告诉你的就是一定要拿到大学文凭,要不然你在社会竞争中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所以分数、学位成了一个追求的目标,这是我们教育上的失误,不能怪孩子。”

在采访的结尾,龚克再一次提到了“不能怪孩子”。(记者 陈训迪)